关于1940年代的电视剧里，参加“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女学生们仍穿着五四时期的服装。“如果当时有这样装束的人，一定会被视为怪物。”

讲述民国故事的国产影视剧层出不穷，而其中的史实纰漏却也屡见不鲜。从服饰风尚、室内摆设，到行业变迁、生活习惯……当我们讨论影视剧在这些方面的纰漏之时，我们其实也在讨论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史。

5月22日下午，学者、前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携新书《百年旧痕》做客北京青年报大厦，就“从影视剧谈民国文化的缺失”这一主题，与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交流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变化。

影视剧中有哪些人们业已习惯却不合史实的谬误？现在看来风尚十足的摄影为何在1950年代备受争议？从日常细节谈起，赵珩口中的历史让人们对过去的年代有更为可感可触的想象。

“在1980年代，影视剧的错误率大约在20%到30%，而今天，正确的不到20%到30%。”谈到国产影视剧的谬误，赵珩感叹道。“从生活场景，服装，语言等方面，这些影视剧完全无法还原那个时代。”他说，这些国产影视剧并不是做不到符合史实，而是没有用心做。他以国外的电视剧为例，俄、法、美翻拍的几版《战争与和平》，在细节上严格参考历史和原著，场景、服装、发饰等布置皆可谓用心良苦。日本历史剧拍摄也是锱铢必较，讲述德川时期至明治时期的电视剧，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服装细节小到纽扣的位置都有严谨的考订。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影视剧缺漏洞百出，快节奏、商业化的制片现状使得它们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例如，在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中，观众常常能看到大户人家的门口挂着“张府”、“李府”之类的牌匾，但这并不是事实，赵珩介绍说，“这一谬误最初源于上个世纪港台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人们从来不在自己家门口立匾。

类似的明显错误，还有关于影视剧里不分地域将人力车称为“黄包车”这一细节。赵珩说，民国时期上海有这个称呼，“黄包车”指车和车夫。天津叫“胶皮”，侧重在车的轮胎；广州叫“车仔”，侧重点放在了车夫上。而北京的叫法是“洋车”，是盛宣怀去日本之后带来的。1940年代北京的人力车被半机械化的车取缔，便改称为“三轮”。无论如何，“黄包车”的称呼从未在北京出现。

孙红雷主演的民国戏《一代枭雄》里，布景里出现了简体字

又如我们常能看到关于1940年代末的影视剧里，参加“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女学生们仍穿着五四时期的服装，赵珩说这也是极不真实的，这一着装至多出现在1920年代末，1940年代几乎没人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了。“如果当时有这样装束的人，一定会被视为怪物。”

赵珩认为，这些是较低级的错误，还有一些是极其微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旗袍长短的问题。不同旗袍的样式反应不同的时代。1929年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后，旗袍改良，南京地区出现了盖到脚面的旗袍，人称“扫地旗袍”。“旗袍什么时候变长，什么时候变短，有没有袖子，都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色。”更微小的细节是男士西裤的裤边，深受历史因素影响——1930年代末是卷边的，而到了1941年，美国发起了“节俭运动”，法定“节约一寸料子支援战争”，故1940年代的西裤是不卷边的。

就算拍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似离现在并不久远，然而对于这些细节，“影视剧也是越拍越不对”。赵珩说，“我们经常看到讲的是文革结束前的电视剧，演员已经穿上牛仔裤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又如旧时人家屋内的陈设。赵珩说，在看电视剧时，他偶尔会发现明明是清末民初的故事，富贵人家的厅堂里却摆置了唐三彩作为装饰。“在40年代以前，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摆在家里。唐三彩都是墓里出土的，是冥器，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乃不详之物。到了40年代后，在华的英美人将其摆设在屋内，因为外国人没有这个忌讳，中国人才渐渐开始效仿。”

如何让影视剧不那么过度商业化、噱头化，赵珩认为请顾问并不是什么太有效的途径。“一是现在没什么人有资格去做影视顾问，有资格的那一批都作古了。二是真顾问了，拍摄时也未必采用。当年李翰祥拍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时，曾请朱家溍先生做顾问，但最后也没听取朱先生的意见。所以真正找人问，就诚心诚意地问。”赵珩说。可以不听取一家之辞，多咨询几个人、多查些资料印证观点，总之“不要拍良家妇女穿马裤马靴这种博人眼球的东西”

赵珩的新书《百年旧痕》讲述了北京百年的社会生活变迁。当然，这其中很多变迁并不局限于北京本地，如服装、潮流变化。赵珩介绍，社会生活变迁当属社会生活史的领域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一百多年前欧美才开始真正重视这一领域。而在中国的研究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描写各年代社会生活史的典籍，如宋朝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明朝《陶庵梦忆》，清代《闲情偶寄》等等，都从日常细节的描述反映了年代的特征。现在也出版了不少在这些典籍基础上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史的专著。然而，赵珩说，系统地研究北京社会生活的书籍并不多，近年来只能从各色回忆文集中看百年的北京。

从社会生活史上看，赵珩将北京从民国至今的百余年划分为七个时段，分别为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期、新中国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这种划分以历史变革为标准，这多多少少说明了社会生活史和历史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

民国初年（1911年-1918年）和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1927年）都属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生活的变迁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赵珩认为，这段时间内的变化很多是五四运动带来的，但五四运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考量。譬如行文，赵珩介绍：“知识分子的行文的确改变了，书信往来不再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然而在市民、旧文化人、商人中旧时的语言习惯依然没有太大变化。”又如戏曲，从1917年起的后20年，京剧恰恰迎来了历史上的繁荣顶峰。五四运动后，当时拍了很多新样式的戏，比如梅兰芳的《一缕麻》，但都没能站稳脚跟，传统戏却最为兴盛。不过，五四运动的确对教育影响深远，女子教育流行开来，燕京大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发迅速展。

第三段是1928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赵珩称迁都后的北京“悲怆而凄凉”，“古都”“旧都”“故都”等称号纷纷流传，不过，这一时期也是北京“最辉煌的时期”，因为迁都后社会生活稳定。此外，正是因为迁都，在北京的人们也更想要“努力拉住即将逝去的东西”。赵珩认为，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当时教育的发达。这一时期，北大从1927年奉系军阀的摧残中得以解放，1929年由国民政府恢复，次年蒋梦麟执掌北大，北大迎来了新辉煌。清华大学也在这段时期内得以发展，先有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张子高等几十位著名教授入驻，后有梅贻琦1931年任校长，对清华确立著名学府地位贡献巨大。

1937年起，沦陷时期的北京满是蒙尘与羞辱。赵珩称，老舍的《四世同堂》，其实并不是对那一时期很真实的描写，因为当时老舍本人并不在北京。“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差的，不在北京很难有真切的体会。”

1949年后，新政权成立，社会行业、服装、习惯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如1949年11月，北京关闭了妓院，一夜之间所有的妓院被查封。又如服装变革，中山装成为流行的男装，而苏联服饰“布拉吉”在女性之间成为风尚。赵珩讲到，唐遵之在1955年拍摄的作品《妈妈，到那边去》获得了莫斯科国际摄影艺术展银奖，其布光、构图、内容等皆令部分专业人士交口称赞。然而很快这幅照片受到“炮轰”，很多摄影人和读者称图上女人的着装与当时“布拉吉”的流行不符，有违事实。到了文革，这一照片更是卷入阶级批判的漩涡当中。

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不令人陌生，赵珩只谈到两点较为突出而又没有广为传播的方面。一是这一时期中国创下了世界印刷史的奇迹，“毛主席海报”印了几千万张；二是当时书店的状况。文革时期的新华书店只有两种书，马列文集和毛泽东语录。文化所受的摧残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四十年则是第七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电烫”造型，到1980年代流行的“面的”（小体积出租车），再到人们开始去下饭馆、穿喇叭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朝着现代化走去，直到如今我们生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