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娱乐’看娱乐”,来自“理娱”的杨程团队。

这句话是有味道的。将这种味道在舌苔上用舌头磨碎,碎末里的气味,还有些“阿道司·赫胥黎”的滋味。

赫胥黎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技术带来的便利性,人们不需要对问题进行思考和行动,只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所以,他那本著名的《美丽新世界》展现的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纵情享乐,娱乐喧嚣,不再有理性和智力的容身之所。

对应当下,互联网繁荣推动的娱乐泛化,公共空间的确逐渐呈现出“全民狂欢”式的情绪宣泄。流行文化和大众娱乐的核心圈层——娱乐圈的情绪喧嚣,可能会在视觉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作为身处娱乐圈的专业人士和行业从业者,杨程团队感同身受。

因此他们试图:“面对行业浮躁,希望‘看娱乐来自省’,在八卦、资讯、粉丝狂热的喧嚣里,将过载的引擎冷却一下”,从而,“寻找回归行业初衷的原点”。

这种努力似乎正在获得回应。

6月初,“理娱”出品的娱乐人物短视频“理娱客”上线,作为一档季播节目,协同旗下两档常规短视频,成为全网节目的爆点。“卡思数据”显示,“理娱”成为6月第二周的周全网节目NO.1。

另一张表单里,秒拍发布的第25期榜单,“理娱”取得了全网“原创榜”的第1。从最初娱乐领域的短视频Top1,到现在时不时窜到全网节目领域里的NO.1,“理娱”只用了两周时间。

“反娱乐”,或许就是那把钥匙。

字义上,“反娱乐”更像一种姿态,面对“颜值即正义,出位即流量,情绪即娱乐”的娱乐圈,与这种所谓“主流”保持距离,带上点儿“反世俗”,如同草莽茂盛的娱乐圈里的小径独辟。

大众娱乐和流行文化这个议题,不止在中国,美国精英们同样从上世纪50年代吵到80年代,中间横跨近40年。

当下“全民娱乐狂欢”这种群体文化现象,早在欧美电视时代就上演过,它是尼尔·波茨曼笔下电视业繁荣带来的社会和个体行为的全面娱乐化。波茨曼,最后将其总结为:“娱乐至死”。

当下大众审美,距离原始本能的距离越来越近,是事实;离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越来越远,也是事实。借助互联网繁荣的“娱乐业”犹如春雨充盈的汹涌流水,夹裹大众离开理智的岸堤。

位居上水的明星,中层的媒体与行业,下层的粉丝,都更习惯于用一种贴近身体本能的“嘶声力竭”来表达他们的热情。

官方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三俗”,精英视其为冲毁传统和良俗的“大众文化”,字里行间,多少有点儿冷眼旁观的警惕。

以“娱乐圈”为圆心阵地的大众娱乐泛化,是有情绪过度的嫌疑,也越来越像干喊口号和主义,饱含充盈的情绪和过剩的荷尔蒙。

因此,一些有意识的行动正在发生,有的出于行业自发,也有来自政策的干预,虽然后者有时候表现出某种用力过猛的迹象。

1965年,美国成立国家艺术基金会,对专业文化进行补贴和鼓励,这个举措造就了美国1980年代的文化繁荣,证明“尼尔·波茨曼”这种精英式的悲观主义,似乎并不完全正确。

另一面也证明,文化领域一些有意识的行动,对可能会走出边界的情绪和过剩的娱乐宣泄,具有正向的建设价值。杨程团队的“反娱乐”,试图从同样的切口进入,找到那条回归初衷的小径。

“反娱乐”可以视为这种大背景下的自发的个体行动和反省,他们所获得的市场反馈和上佳播出数据,也说明,行业对这种“反主流”的欢迎。

所以,“用‘反娱乐’看娱乐”的后面,还有另外半句:“以专业视角和业务能力看待娱乐圈”。这里的“反娱乐”和赫胥黎和尼尔·波茨曼对大众娱乐的否定态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理娱倾向于,对身处的行业,投入更具正面价值的建设性行动。赫胥黎、尼尔波茨曼们走向了消极和宿命论。

站在“理娱”的立场,“反娱乐”的取向,不仅仅是态度,更是行动指南,大众娱乐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回归专业和职业的问题。这种原本行业最初的基本视角,现在成了稀缺品和少数派。

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视角,孤身的走向“乐观”,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反娱乐”之道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