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传统书法中的绝版风景

古诗四首（局部） 张旭（唐）

“狂”在古代文籍中是个常见词，也是个多义词。经典解释是孔子《论语·子路》中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狂” ，就是超前于现实，急促冒进，不羁不束，自妄放肆。凡具有“狂”气质的人，一定有其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植根于仁德和智慧，在法度框架内任意散漫恣纵。这在传统的士人或士大夫身上都不同程度有所体现。

魏晋书法之狂者

秦汉时期，法制严苛，体制专政，狂放的思想和人格没有得以充足释放。此时之书法，由甲骨文、金文转换为秦篆汉隶，虽然实现了文字学家们称之为的“隶变” ，但此时的传承与变革，皆以书写便捷为原则，文字或书法整体上呈现方正、工整、质朴、中规中矩的风貌，其艺术审美功能远不如后期的魏晋。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与思想形态大异于秦汉。政权更迭频仍，帝国统制松弛，儒学式微，王纲解钮，礼崩乐坏，佛教悄然传入中土，道教秘而不宣地走向前台，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成为士人可以任意取资的精神粮仓。多元并立的文化格局代替了一儒独尊的思想铁律，此时文化迎来以张扬个性和崇尚自然为特征的大开放时代。如果就狂放精神的衍变而言，魏晋时期的个性张扬未免过于失序；但在这失序的大背景下，书法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抔定力。从当时王羲之、王献之、卫瓘、王珣、成公绥、索靖、谢安、钟繇、卫恒、卫铄、陆机、王徽之等书法家作品中可见的狂放仪态，大致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贵狂” 。这其中部分书法家，经世从戎，位高权重，他们大多因为狂放，受到强权打击排挤后，又转而树起佛道特别是道教崇尚自然的旗帜，无约无束，给自身以走向自由的遐想。二是“佯狂” ，这其中部分书法家喜欢游逐竹林，借酒酣畅，类似于“竹林七贤”的文采和异行渗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个个都“狂”得可以但又都表现出清醒之思和俊逸之美。三是“理狂” ，这其中占有一半以上，书法家们受文化的熏陶，对世下荒诞之狂有所节制，与贵族子弟之狂乱有所区别；书法家大多仍然表现出理性的一面，既狂又约，由此便形成了源于庄老之学的“玄谈之风” 。

此时书法艺术的鼎盛导致产生下列现象。其一，书法评论的风气和书学理论得以建立。我们现在所能见到较为成熟的书法理论，大多写作于这个时代，如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 、杨泉的《草书赋》 、王僧虔的《书赋》。其二，推动了书体的大变革。虽东汉时草、行、真各种书体均已出现，但到魏晋时期，隶意才渐失渐远，作为行书书体才完全登上历史舞台。其三，书法创作形成群体，孕育出带有地域、师承关系的流派。流派一说至此诞生，魏朝钟繇和胡昭师承刘德升，钟繇之子钟会又承揽其父书艺；敦煌一地出现索靖、泛衷、张甝、索紾、索永等后称“敦煌五龙”的一批章草名家；东晋王、谢等望族，或叔侄或父子相授，或延请名家教习，书法风格成一流派。

魏晋时期书法全方位发展，标志着书法艺术的彻底成熟。书法家狂放的思想、狂放的言论、狂放的精神自由，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气候，书法这一东方特有的艺术，才脱离了实用的约束而独立成长自尊自足自信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书法家们的狂放，也就没有魏晋时期书法艺术成就的高峰。

大唐书法之狂草

如果魏晋书法家之狂放有与生俱来的特点，那么唐朝之狂放则是全社会共享同铸的结果。唐朝艺术之所以凌超时空，后无来者，同样得益于此时社会之雍容、文化之开放、思想之自由与个体的放任。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变乱频仍，党争不已，书法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把艺术当作个人抒情和消遣的手段，生活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现实缩回到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里，使得狂放之气因半径的缩小而井喷更加强烈。书法在这社会呈现颓势的时段，呈现出一处独异而又很清晰的景点，即“狂草”闪耀出世，且以中唐张旭和晚唐以怀素领衔的一批禅僧为最。

狂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验证同时也助推了中晚唐艺术唯我独尊、怀疑一切、求奇求变的风气。中晚唐时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类艺术都主张“不疑不悟，大疑大悟” ，大胆怀疑的精神渗入到艺术等各类创作中，于是，为了强调自我的无上权利，艺术家们倡导求“奇”求“变” 。

狂草为唐朝艺术“意境”学说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晚唐狂草书法，或起伏—新如李邕，或风骨丰丽如李隆基，或颠扫莫测如张旭，或狂醉圆转如怀素，他们都没有丝毫做作，都凭自己的天性不事雕饰地去写就。他们的书法作品体现出了清新直率的“意境”之美。这种“意境之美”一方面固然以高度成熟的艺术技巧为基础，但更多的却是属于才气纵横与艺术素养的深厚。

宋明书法之狂论

由于魏晋和唐朝之狂放作铺垫，至宋明时期，凡书法家之狂放反不以为异，或成为常态。与书法繁荣兴盛相联系，宋明书法理论异常丰富，出现了不少理论专著。突出的专著有朱长文的《续书断》、姜夔的《续书谱》 、未署撰人的《宣和书谱》 、陈思的《书小史》 、汤临初的《书指》 、董其昌的《书禅室随笔》 、冯班的《钝吟书要》、杨慎的《墨池琐录》 、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这些书论大多集中在重视书法表现的审美情趣或情意，表现“狂论”一面的是，书论中过分强调“尚意” ，对“法度”往往持批评乃至否定的态度，在书写上提倡只要率真可爱，即使不甚工稳，或缺乏笔力，也给予肯定。

在狂论中开风气之先的，是出现了大量讥讽的声浪，成为宋明书论中奇特现象。米芾不但行为放纵，而且言论也极为狂放，其书论《海岳名言》言辞偏激，大放狂言，评说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说颜真卿真书入俗品；说欧、虞、颜、柳安排费工，岂能垂世；说徐浩肥俗，“晚年恶札，全无妍媚”等等。同样，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也是狂论迭出，他讥讽苏东坡与米芾：“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 ”“李，苏、黄，米，邪正相半。总而言之，傍流品也。 ”

狂论者的接受活动必然带着强烈的个人理解判断和感情色彩，总是在自身世界的理解中寻找参照物进行比对，既不可能持中性态度，更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态度，完全顾及作品的客观真实性。因而随着狂论者个人的认知水平、个人修养和时代背景的不同，都有着对艺术观赏的随意性。

狂放，传统书法中绝版的风景。盖人类一切创造，都缘于自由，艺术的一切创造，也都缘于自由。而狂放，则是自由的情感的外化，是自由精神的变体，在书法悠长的旋律中，自然成为舒展平和曲谱中最激越最高亢的音符。（嵇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