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记忆-王鲁湘与张仃

国华快讯：“张仃老先生跟当院长那时候判若两人，现在就是个菩萨。”很多原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学生都跟王鲁湘感慨过张仃先生中年时期的严厉，那时候所有学生和老师都惧怕他。这与王鲁湘印象中的张仃先生确实相差甚远。

▌张仃印象

年轻的时候，张仃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尤其是在南京、上海时期，张仃恃才傲物，佩服的是张光宇，看不上蔡若虹等人的漫画。他曾说过：“党内不可能产生一流的艺术家。”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时候，张仃我行我素，推崇毕加索，与音乐系的杜矢甲、戏剧系的赛克，并称“延安三怪”。因此，他在鲁艺备受排挤，仅任教1年零4个月后就离开了。

而在王鲁湘的印象里，张仃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还是一位谦和的真君子。

首先，少言寡语，从不言人过。当年跟吴冠中打笔仗，很多记者采访张仃，甚至很多画家想挑起事端，但是张仃不为所动。只对事，不对人。虽然张仃口才一向特别好，做报告、演讲的时候，从来不用讲稿。但是，老年时期的张仃却变得相当沉默，即便王鲁湘跟随了他这么多年，关系如此亲近，相处的时候话也不多，甚至有时候会枯坐整个下午。当然，这同他晚年耳背有关。

其次，非常爱才，甚至有时候会看走眼。

比如某画家，文革以后，张仃不仅把该画家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带着该画家去香港办展览，当时该画家请缨先去香港打前站，结果等张仃到香港的时候，外界只知有该画家，不知张仃。张仃也从不在意，别人打抱不平，说该画家的不是，张仃只是听着，从不接话茬儿。

还有河南太行山的一个农民。1991年，张仃去太行山写生，听当地人说该农民画画不错，于是来了兴趣，两人上午认识的，下午就一起去画画了。这个农民非常有才，但品行不佳，张仃先生白天画的速写，他晚上就画成画，靠造张仃先生的假画开店发了家。张仃先生非常包容，虽然看得清楚，但是从来不说。幸好有他的老伴帮他剔人，后来跟这些人也就不来往了。

1999年，与第二任妻子灰娃在海边

第三，张仃先生非常善良，从不愿意占用别人的时间。

他从来不吝啬给别人写文章，从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朱屺瞻、陆俨少、卫天霖、吴冠中这一代的大师，到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家，甚至还为几岁的儿童写文章推荐，但是他从来不请别人为他写文章，哪怕占用别人一点时间，他都会非常愧疚，所以，当年只有妻子陈布文一个人在写他的评论文章。王鲁湘给先生写文章比较多，但从没有一篇是他要求写的，他知道写文章很辛苦。为了编《张仃画室》，王鲁湘约请了一些评论家写文章，张仃先生都一一作画答谢。

张仃与小画家们亲切交谈，1991年

有一天晚上，王鲁湘住在张仃先生家，看到他自己洗脚，感触颇深。一般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会有家人伺候，但是张仃先生一直坚持自己洗。只见他端来水，坐到椅子上，开始脱鞋子脱袜子，那时候他非常胖，肚子太大，平时走路时都看不到自己的脚，更不要说弯腰脱袜子，王鲁湘见他那样吃力，想上前帮忙，被他拒绝了。要知道，自从两人相识，张仃先生给过王鲁湘非常多的帮助。

1996年在上海南京路，随行有灰娃、王鲁湘、尹光华

▌初遇

1987年暑假的某日，刚研究生毕业的王鲁湘路过中国画研究院，在看张仃先生的焦墨写生山水画展时，巧遇李兆忠，经其介绍认识了张仃先生。

当时，由于张仃先生家里没有大画室，没办法画大尺幅作品，所以他就搬到了中国画研究院的画室里，以便为展览画一些大画。那天，王鲁湘在张仃先生的画室里谈至深夜。印象最深的是，张仃先生很详细地问到了精神分析学，恰巧王鲁湘翻译过几篇弗洛伊德的文章，于是，两人很认真地聊起弗洛伊德如何看待艺术创作的源动力，以及艺术与欲望的关系等等。

在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西方理论在中青年学者之间非常流行，但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这些新知识接受起来有点困难，但张仃先生却对精神分析学有如此兴趣，这让王鲁湘既感意外，又生敬佩。

随后，王鲁湘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张仃先生的文章，从此私交甚密，亦师亦友。在随后的岁月里，恰是王鲁湘人生中的大起大落，张仃先生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引路人

认识张仃先生不久后，王鲁湘开始参与某电视节目，需要请设计师把演播室布置成黄河文明的历史空间，张仃先生经过2天的斟酌，推荐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刘巨德老师，王鲁湘与刘巨德先生的私交就开始于那时候。由于当时的工作量太大，刘巨德先生的太太也参与进来。后来还扯进了王玉良。就这样，因为张仃先生的关系，王鲁湘逐渐与整个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群体和重要画家建立了良好关系，2000年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博导，也是得益于张仃先生的极力推荐，刘巨德等教授的四方奔走。

1989以后，王鲁湘失去工作，张仃先生顿生惜才之心，为把他调入中央工艺美院或中国画研究院而积极努力。可惜，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未能如愿。后来，王鲁湘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工作，张仃先生才长舒一口气，跟友人说，他胸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为了让王鲁湘有更多时间做学问，张仃先生为他提供了很多与美术界接触的机会，尤其是让他去黄宾虹研究会任副秘书长，从此，王鲁湘幸运地进入了黄宾虹研究领域。当时，黄宾虹研究会会员基本全是老年人，王鲁湘是最年轻的一个，张仃先生几次带他参加黄宾虹研究会的年会，让他有机会采访到一些黄宾虹的老弟子，并过眼他们的藏品。

王鲁湘的第一本专著《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也是在张仃先生的授意下撰写的。当时，为了去上海参加黄宾虹研究会的年会，张仃先生要求王鲁湘向年会提交一篇关于黄宾虹的论文。可是那篇论文长达40000字，刊物无法完整刊发。于是，张仃先生建议王鲁湘进一步充实这篇论文，以便出版成书。

书稿完成后，没想到出版又成了难题，因为当时黄宾虹的价值尚未被发现，出版社对此不感兴趣。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张仃先生到处奔走，推荐了好几个出版社，结果一一遭到婉拒。姜宝林先生把书稿带给香港一家出版社，不幸的是，还没等书出版，出版社起火，书稿也被焚为灰烬。姜宝林先生认为这本书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最合适，毕竟黄宾虹是浙江美院的教授。但直到姜先生的一个同学任职浙美出版社社长时，才答应出版此书。没想到，不久之后出版社突然被公安局查封，因为有人举报出版社在萧山集资30万出挂历，属于经济犯罪，于是，书的出版又成为泡影。后来，管执中先生帮忙在台湾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仍然无果，只好把书稿带在身上，打算回大陆退回，结果中途赴汉城参加亚洲艺术双年展的时候，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书稿也不知所踪。

三次都没有出版成功，足见这本专著命途之多舛。无奈，张仃先生找到河北教育出版社，最终这本书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了。

所以，如果没有张仃先生的力推，王鲁湘进不了黄宾虹研究这样一个高等级的圈子，得不到这么多的素材和资料，也没有动力去书写，更不要说是在那个年代出版。后来，这本书多次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改名为《黄宾虹研究》。至今，这本书仍是唯一一本黄宾虹研究的专著，王鲁湘也因此被当做是黄宾虹研究的权威。